五是鼓励各地将水站打造为本地区的环境宣传教育基地。

挖底泥、上工程是湖泊治理的常用手段。兴隆湖中茂盛的水草是治污功臣，可它们在此安家来得并不容易，种植沉水植物必须带水作业，就像插秧一样，最多的时候有上千名工人同时作业。

水中的氮磷聚集到一定浓度就会导致蓝藻暴发，沉水植物的根茎能吸收氮、磷。完整的水生动物生态链作用初显，生态群落促污染物削减、水质提升我们常在这儿散步，发现湖里的鱼多了，在湖畔跑步，甚至能看到鱼跃出水面。市民王亚林居住在兴隆湖边，身边的这些变化让他很兴奋。这一系统以植物为净水本底，将水体中大量的氮、磷等营养盐固定在植物体内，降低水体中营养盐。黄伟表示，依照目前兴隆湖的自净能力，这个目标不久就能实现。

王琪介绍，螺类可以生活在底泥表层，以有机质等为食，起到清道夫作用。湖水净化不能单靠底栖动物，为达到合理的生态循环，鱼类群落必不可少。地方政府下决心，想办法之后，工作成效比较明显。

成绩的背后，是艰苦的努力。不管是哪种原因，被约谈、被问责都不冤枉。2017年廊坊市三次产业结构由7.3∶44.2∶48.5调整到6.5∶43.8∶49.7，三产占比居全省第2位。记者梳理发现，28个城市中，不少此前因为涉气问题被约谈的城市此次成绩较好。

2017年8月，保定清苑区和新乡牧野区因落实整改工作不到位和严重滞后同时被约谈，此次两市却以降幅完成率180%和170%分别排名第三和第五位由此可见，由督企向督政转变，约谈已经显示出其威力。对于将治理大气污染的责任落实到地方政府，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

PM2.5降幅完成率为153%，降幅排名第九的山西省长治市，也曾因涉气问题被约谈过。长治市2017年的生产总值为1477.5亿元，煤炭产业依然占到工业增加值的70%，占到GDP的36%，服务业比重仅为42.1%，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只有坚定信念，积极主动想办法，找路子，问题才能解决，大气环境质量才能得到改善。2016年，德州市平板玻璃、水泥、炼油等过剩产能化解率79.16%，关停化工企业139家，淘汰落后生产线12台（套），超额完成山东省下达的化解过剩产能任务。

理论上说，排名靠后，也不代表没有努力，没有做工作，但大气污染防治的责任是否落实，压力是否传导，工作是否推进，问题是否解决，综合排名使28个城市高下立判。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面临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不需多言，从以上的事例和分析也可以看出，类似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相似的地理位置和区位特点，通过努力取得的成效却差别很大。想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环境问题，难度较大，这也似乎为这些城市在改善环境质量特别是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方面工作滞后找到了借口。而在此次的排名中，德州则以PM2.5降幅完成率达211%的成绩位居第二，重污染天数下降完成率也高居第三。

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廊坊的PM2.5降幅完成率排名第一，PM2.5平均浓度排名第二，重污染天数降幅最大，这得益于在狠抓污染防治的同时，从根本的产业结构调整入手。而前者的空气质量目标完成情况考核结果排名是倒数第二，后者的考核结果却是优秀。

以山东省德州市为例，2015年12月，德州成为首个因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不力而被约谈的城市。2017年，通过严格落实京津冀大气污染2+26城市群联防联控、加大禁煤力度、淘汰黄标车、完成重点排污企业在线监控全覆盖和建立环保举报奖励制度等措施，长治市PM2.5的平均浓度，也由2016年秋冬季的82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017年的72微克/立方米。

而在此次的排名中，长治市重污染天数下降完成率稳居第二。排名中知耻而后勇者不在少数从2014年《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出台开始，地方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因环保不作为被约谈、问责的频次和力度逐年加大。从综合排名、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等多重因素分析，目标没有完成的深层次原因无非两点： 一是没有想办法，也就是主要领导干部对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关键节点、重点工作不能亲力亲为，不能扑下身子抓环保。晋城市的生产总值为1151.5亿元，同比增长6.1%。被约谈，被问责，丢了面子的同时，更应该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和公众的期盼，地方党委和政府到底是没有办法，还是没有想办法？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大背景下分析，产业结构偏重、资源消耗相对较大、过度依靠化石能源等问题，是此次被约谈的3市面临的共同问题。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15.4%，增幅居全省第3位。

有排名，就必然有对比这项研究已出版专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51篇。

需要关注不同参与主体的不同行为对企业环境行为影响的差异性，更应重视其对不同企业环境行为影响的不确定性及动态性等。杜建国介绍，历时四年研究，课题组基于计算实验方法分析企业环境行为，这是环境管理研究的创新，构建的企业环境行为计算实验平台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企业环境行为的有力工具。

需要关注企业的末端污染治理行为，更应重视企业环境管理与环境创新等多样性的变革行为。对于企业环境行为的研究，需要关注政府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硬约束，更要关注消费者、竞争者、排污企业以及公众媒体等对其产生的软约束。

日前，由江苏大学教授杜建国等人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成果《基于计算实验方法的企业环境行为分析与引导策略研究》，系统探索了硬治理与软约束背景下企业环境行为决策的机制与规律，提出了企业环境治理新方略，为政府制定有效的环境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目前，该研究报告在国家自然基金委管理学部后期评估中鉴定为优秀，其理论观点与政策建议已经被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工商联合会、镇江市环境保护局、江苏兆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希西维轴承有限公司等政府部门、企业采纳。但是，企业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企业环境事故频频爆发，在这样的背景下，杜建国团队认为，必须重新审视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寻求从末端治理走向清洁生产的企业环境行为引导与治理策略。企业对环境的污染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

研究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复杂经济环境与多主体参与不同情景下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及演化规律，提出了从政府直控为主到社会制衡为主，从末端治理为主到清洁生产为主，从企业被动应对为主到主动转型为主的环境政策新需求与新导向，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情境参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我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环境保护政策体系以规范企业环境行为

对于企业环境行为的研究，需要关注政府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硬约束，更要关注消费者、竞争者、排污企业以及公众媒体等对其产生的软约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我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环境保护政策体系以规范企业环境行为。

目前，该研究报告在国家自然基金委管理学部后期评估中鉴定为优秀，其理论观点与政策建议已经被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工商联合会、镇江市环境保护局、江苏兆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希西维轴承有限公司等政府部门、企业采纳。这项研究已出版专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51篇。

需要关注不同参与主体的不同行为对企业环境行为影响的差异性，更应重视其对不同企业环境行为影响的不确定性及动态性等。但是，企业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企业环境事故频频爆发，在这样的背景下，杜建国团队认为，必须重新审视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寻求从末端治理走向清洁生产的企业环境行为引导与治理策略。杜建国介绍，历时四年研究，课题组基于计算实验方法分析企业环境行为，这是环境管理研究的创新，构建的企业环境行为计算实验平台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企业环境行为的有力工具。企业对环境的污染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

需要关注企业的末端污染治理行为，更应重视企业环境管理与环境创新等多样性的变革行为。研究报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复杂经济环境与多主体参与不同情景下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及演化规律，提出了从政府直控为主到社会制衡为主，从末端治理为主到清洁生产为主，从企业被动应对为主到主动转型为主的环境政策新需求与新导向，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情境参考。

日前，由江苏大学教授杜建国等人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成果《基于计算实验方法的企业环境行为分析与引导策略研究》，系统探索了硬治理与软约束背景下企业环境行为决策的机制与规律，提出了企业环境治理新方略，为政府制定有效的环境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4日在北京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从远期看，若要实现区域空气质量达标的目标要求，京津冀及周边主要大气污染物需在2015年排放量的基础上减排40%-80%，减排潜力最大的行业分别是钢铁、水泥和石化，京津冀三地钢铁产能远期控制在2亿吨。

据介绍，2017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七省区市70个城市PM2.5年均浓度为55g/m3，较2016年同比下降11.5%，较2013年相比下降37.2%(按照2013年开展监测的41城市计算)。这个研究项目名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深化大气污染控制中长期规划研究项目，于2015年正式启动，由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办公室依托北京市环保局委托中国环科院进行组织。

(责任编辑：巫启贤)